一个乡村校长的教育传奇

 

接触了“生命化教育”，陈延周一下子回到生命的原点和教育的现场，开始思考起“大问题”：“生命化教育一定要关注到人的生活状态，人的日常化的遭遇，教师的生活、工作状态，学生的课堂学习氛围，这些对人的一生，都会产生持久的影响，打下深刻的烙印，不能给师生提供一个宽松、愉快、有安全感的学习工作环境，谈何‘生命化教育’！”

想到，就做，这是有激情的人的特质之一，陈延周也不例外，他决定对破烂的校舍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。

回忆当时的“创业史”，陈延周颇为感慨：“那是在没有任何规划的时代的产物，我们要做点事情，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！”

陈延周所说的“代价”，最主要是放下架子和面子，到处“要钱”。当年盖一幢校舍，其政策与现在翔安新区按规划来建设大不一样，所有的基建资金由“三级政府”组成，即所在区、教育局、学校，各筹一部分，仅建一幢教学楼，所需基金就高达450多万元，也就是说，基建资金严重缺口，学校必须自筹140多万元，这是摆在眼前最严峻的现实。

年轻气盛，空有凌云之壮志，并不能解决问题，陈延周更多靠的是自己的脑袋。他深谙乡村官场的那一套“游戏规则”，不厌其烦地找镇领导，费尽心思和口舌，一次次在酒桌上把自己“自杀”掉。中国乡村的“办事文化”，就是这样，酒桌就是办公桌，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是在酒桌上解决的，大家在酒桌上很快没有了等级之分，以兄弟相称，不分彼此，亲密无间，很多事情一变成 “兄弟的事情”，就容易办多了。陈延周喝酒喝出了70万——镇政府多支付70万给学校。有一个情境，可以还原当年陈延周喝酒的雄风：有一次他与某位领导一上桌，就定好规矩，每人先喝三杯白酒，才可喝汤，结果临结束的时候，领导把酒倒在陈延周头上，陈延周则把一大碗的汤倒在领导的上衣口袋里。如此豪饮，确实有点“不顾形象”，但却让陈延周与这位领导的“兄弟之情”更铁了，事情也就很快有了喜人的眉目。

那些日子，喝酒，开会，磨嘴皮，几乎成了陈延周日常的工作。陈延周颇费心机地组织了一次次捐资大会，对到会的社会贤达、乡村大款、企业家，每次都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最后终于募集了30多万元。
在陈延周的“募捐薄”上，最奇特的是以下几笔：翔安池王宫10万；翔安观音宫4万；翔安城隍庙2万；同安梵天寺20多万。靠化缘生存的寺庙居然又化缘给了学校，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一笔，陈延周创造了纪录。原来，为筹集捐资款挤破脑袋的陈延周，机缘巧合，因为这些寺庙的主持都喜欢书法，他就用“书法外交”，一一去“感化”他们。

2002年底，一幢崭新的主教学楼和美丽的厕所终于翻建起来，师生终于有了“生命化”的工作、学习环境。回忆 “募集捐资”那百味杂陈的往昔，陈延周在自己的博客里动情地倾诉：“当每一次注视着我们这美丽的教学楼时，我们经历过的无数的辛苦顷刻化为乌有，就像婴儿降临大地第一声啼哭的时候，母亲先前那无比的痛苦顿时刻烟消云散。”

陈延周心甘情愿地为校舍的翻新不断付出“代价”，并非“入乡随俗”的随波逐流式行为，其背后有着他对教育不同凡人的深刻理解：“好的教育环境是教育成功的一半。在教育经费极其贫乏的今日，一位校长能够多方筹措资金，不断改善办学条件，美化校园环境，就是领导魄力的重要标志。”

如此深刻的理解，再加上对教育、对故土和母校的一往情深，陈延周的激情没有理由不燃烧：“让我也来做一名‘教育纤夫’，为拉动中国的教育之船出一份力。”

在日益被边缘化的乡村，陈延周以最朴素的方式践行了“生命化教育”的理念：再微小的改变，只要是朝着好的方向变化，都是有价值的，都是对教育中的每个具体生命的成全。

酒是激情的代名词，而在中国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教育，需要的恰恰是类似陈延周这样有着酒一样燃烧着教育激情的先行者。

曾经年少，曾经的激情岁月，每当陈延周提及不知喝了多少酒的当年，我在尊敬的同时，不由在心底泛起一丝丝悲哀：在不健康的外部环境制约下，为了教育哪怕一丁点的进步，几乎所有像陈延周这样想有所作为的乡村校长，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——为了在现实艰难的夹缝中寻找理想的光芒，才华横溢的他们不断妥协，并不惜损害自己的健康，以此为代价来求取微小的进步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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